|
自1840年中国败于坚船利舰的西方之后，以西方为师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认知和追求。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再到制度层面的1911年辛亥革命。但最终中国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完成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随后又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然而，关于道路之争，却并未完全消失。移植西方模式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一度意外点燃了这个话题。在中国抗击之初，德国《明镜周刊》竟然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中国人若想消灭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药方既不是什么西医疫苗，也不是中医草药，而是自由和民主。”
即使中国遏制病毒措施明显见效的2月份，北大一位法律学者还在《纽约时报》写下这样的话：“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现在回过头来看，上述错的离谱的观点随着欧美疫情的灾难性后果都已经成为笑柄。但这个议题的再度出现还是令人无法忽视。道路之争未来仍然会泛起。我们确实有必要彻底的剖析清楚。
第一，中国的制度演变必须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槙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和儒家文化强调世俗化、政治上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有关。由于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抗衡。科举制令中国存在高度的社会阶层流动，其后果就是中国从未有一个稳定强大的贵族阶层，从而无法对政治权力形成挑战和博弈。这和西方文明皇权、教权和贵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当然长期的历史记忆也使得整个社会对政治一元化的高度认同。因为每当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之时，国家往往陷入分裂、战乱，民不聊生。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甚至体现在汉字的构造上。比如“一个中心”是“忠”诚的“忠”，“两个中心”就是祸“患”的“患”！
此外，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向，如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也排斥了西方竞争性、对立性为特点的政治传统。
所以中国能够引入选举、建立国会，也可以实行集体领导包括党内民主，但前提是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中国制度的关键和核心。
第二，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八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不仅如此，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以研究民主崩溃著称的学者包刚升先生曾总结道：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一数字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做为中国的选项，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情况下，这样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远远的被世界抛于身后。
第三，从现实看，一个多民族国家，实行西方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的魁北克。苏格兰和英格兰统一都超过四百年了，却仍然一而在的要寻求独立。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假如采用西方的制度模式，将难以避免解体的命运。这对有着悠久大一统传统的国家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西方非常积极的要向中国推销它们的民主的根本原因。
2009年我去台湾观摩选举，在拜会民进党中央党部时，我提了一个问题：“现在打达赖牌的主要是西方大国，如美国，法国。何以台湾也要打这张牌？”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当时由于法国总统萨科奇不顾中国反对会见达赖，引发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同时台湾发生八八水灾，民进党邀请达赖到台湾做法。
回答问题的是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先生。他非常坦率：“我也认为达赖牌是大国才能够打的，台湾这么小，是没有资格的。台湾应该打民主牌，因为只有中国大陆民主了，才会分裂，我们也才会有内应。”
一语道破天机。
第四，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
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就实行普选民主的。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在西方，民生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民主本身却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
第四，假如中国因为民主化转型而身陷困境时，西方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将如同对待当年的俄罗斯一样，落井下石，公开支持各种分裂势力，由此彻底根除中国未来再度崛起的能力，永远消除中国潜在的威胁。
西方赢得冷战时，承诺不会北约东扩，却很快食言，甚至否认曾有过这样的承诺。当俄罗斯遇到经济危时，却袖手旁观，拒绝援助。美国著名的投资家索罗斯曾经参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他在《开放社会》一书中回忆到：俄罗斯遇到困难，他向美国提出救助的建议，但却被拒绝。于是他明白了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地缘政治问题，因为西方希望俄罗斯永远丧失挑战它们的能力。索罗斯随后做了一件事：他找出当时俄罗斯第一流的科学家，每人每年500美元，这就够他们一家一年生活所用。要知道苏联解体前，每个留学生每月的资助都是300美元啊！国家垮了，精英也难以独善其身。索罗斯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这些科学家流落到中国或者伊朗手中。
落井下石的例子不仅有北约东扩，还体现在一艘航母上。
前苏联解体时，它正在乌克兰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完工40%。由于没有资金，造船厂停工。这时一家挪威造船公司来了，它下了建造6艘大型商船的订单。这些商船很大，以至于只能在造船厂建造“乌里扬诺夫斯克”的0号船台建造。同时订单很急，要求马上就要开建，而且订单下的定金也很丰厚。为此，就要空出船台来造商船，这就需要拆解这艘未完成的航母。可是造船厂连拆船的资金也没有。这个时候，另一家美国废旧钢铁回收公司找上门来雪里送碳，由副总裁亲自带队，说要收购废旧钢铁，而且开价一吨450美元，这个价大大高于当时国际废钢铁200美元的收购价格。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喜出望外的船厂最终决定，把这艘航空母舰彻底解体。
然而就在解体工作基本结束但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这两家公司都同时变卦了。挪威船厂通知说，由于市场环境影响，原来的订单取消，违约金照赔。美国钢铁回收公司也派来了一个新的代表，说不了解国际市场废钢铁的行情，但后来公司总裁认为太贵而违约，继续卖也可以，价格150美元而不是450美元一吨。后船体逐渐被零散废铁商切割卖掉。
一切操作都是市场化，无懈可击，造船厂也按合同收到违约金和定金。但真正的原因谁都清楚。当俄罗斯已经全面倒向西方的时候，西方仍然采取这种手段对付它。以中国的体量和潜能，在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西方会仁慈手软吗？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不但不可能成功，相反会永远丧失发展的机会。
此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这就是今天俗称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利。但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利用所控制的资源，将任何能够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并通过选票将它们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同样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最高政治权力不但不能如同过去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
其实关于制度，最早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也有深刻的认识。严复先生就有这样的名言：“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考察8个月后得出了醒悟般的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其如于我不适合！”可谓振聋发聩，他们都是最早打破西方迷思的知识分子。只是以今天中国观之，这个历史任务仍未进入尾声，期许2020年的新冠疫情，能够助推这个历史尾声的到来。
— 宋鲁郑
| 
滇公网安备53070202001242 Licensed
微信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