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厂”到“小巷”：考公的“备胎”社区社工，正陷入100:1的围城

发布者: 丽江同城网|曹玉庚 | 发布时间: 2025-12-15 17:25| 阅读量: 18364| 评论数: 5|IP：中国云南丽江

在考公考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一批未能“上岸”的年轻人，转而将目光投向看似“稳定”的社区社工岗位。从身份定位上，大多数社区工作者既不属于公务员，也不纳入事业编制，在现行行政体系中往往被视作财政供养的“第三类人群”。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他们的工作贯穿居民日常的方方面面，然而“超载”的工作背后，却是偏低的薪酬与有限的晋升空间，不少投身于此的年轻人很快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道“去或留”的现实难题。

方晴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天的工作日常：处理“接诉即办”案件、通知居民参加活动、写材料、填报表、整理台账……通常要到下午5点半之后，社区居民陆续归家，她的入户走访工作才刚刚开始，真正离开办公室时，往往已是晚上8点以后。“一天的时间总被切分得支离破碎，必须提前规划得格外详细才行。”方晴说。

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和大众印象中“闲人马大姐”的社区工作者形象相去甚远，成为社区社工，也是她此前从未设想过的道路。2021年，22岁的方晴从某211高校英语翻译专业毕业，连续两年考研失利后，2023年她正式踏入求职市场，才发现机会远没有想象中充裕。疫情后就业门槛水涨船高，英语翻译岗普遍要求研究生学历且具备专业八级证书，这道学历硬门槛直接将她“拒之门外”。唯一一次获得面试机会的私营小企业，在热情交谈一个半小时后也没了下文。方晴也曾尝试考公考编，但英语相关岗位本就稀少，最接近“上岸”的一次，最终还是在面试环节失利。那段时间，她常陷入自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很差？”

转机出现在父亲去社区办退休手续时，一则本区的社工招聘公告让家人看到了希望。与服务特定群体的“专业社工”不同，这里招聘的“社区社工”，是在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中专职从事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工作人员，公告不限专业和院校，仅要求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和本市城镇户口，考试通过后与街道（乡镇）签订服务协议。父亲劝她试试，接连受挫的方晴也动了心，“当时就想先找一份工作，至少证明自己还没有差到不被社会需要”。

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作为基层防控的重要力量高频出现在公共视野，让不少人第一次真正了解这一群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曾指出，中国共有400万名社区工作者奋战在65万个城乡社区防控一线，平均每个社区6名工作人员，每名工作人员要面对350名群众。尽管社交媒体上，这一职业常与“低薪、劳累”挂钩，但对彼时的方晴而言，“稳定”已是最大的吸引力。最终，她以笔试前三的成绩进入面试，在面试现场她发现，应聘者大多是30多岁的中年人，本科学历为主。

事实上，像方晴这样的应届生只是社区社工新群体的一部分，本刊采访的多位社区工作者中，还有不少来自互联网大厂、外企、教培等行业的转型者。他们大多经历过职业动荡，考公考编失败后，在35岁的年龄关口，将社区社工当作了“退路”。北京朝阳区的社区工作者申甜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她进入教培行业，三年后因机构业务调整被裁，彼时教培行业蓬勃发展，她第二天就找到新工作，月薪仍有一万多。但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她再次被裁后才发现，就业市场早已今非昔比，“浏览招聘网站时，基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

申甜也曾尝试考公考编，却从未进入过面试环节。失业的一年多里，她只能自费缴纳社保，压力大到“整晚失眠”，甚至需要去医院看精神科。“别说挣多少钱了，能有个地方给我交社保就行。”抱着这样的心态，她最终投向了社区社工岗位。在申甜看来，这份工作最吸引她的地方就是稳定，“虽然没有编制，但合同到期一般都会续签，基本能做到退休”。

方晴和申甜或许赶上了社区工作者报考的“黄金年份”。以北京朝阳区为例，她们报考的那一年，该区计划招聘3500名社区工作者，实际有14816人参与笔试，规模创历年新高。此后即便招录名额收缩，报名热度依旧不减，2024年朝阳区拟招696名社区工作者，报名人数约1.3万人，报录比接近19:1。在长三角某地，有社区党委书记透露，2024年当地社区岗位报录比已突破100:1，录取分数也比前几年高出十余分。

竞争加剧的同时，社区工作者的准入门槛也水涨船高。公开数据显示，北京朝阳区现有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已超70%。方晴入职一年后就听说，本区的报考者中已经出现了研究生，甚至有人花费8万元报名面试培训班。“去年我们这儿还招了一名00后大学生。”她说。

但这份看似“稳定”的工作，实际强度远超预期。工作两年多，方晴几乎没有准点下过班，因加班太晚赶不上末班地铁而住在单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让本以为女儿找了份清闲工作的父母十分不解：“你一个干居委会的，能忙成这样？”在大多数人认知里，“社区工作就是居委会”，但方晴坦言，疫情后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强化，社区作为治理“神经末梢”，服务范围早已延伸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党建治理、养老托育、助残济困到文化体育，几乎无所不包。

方晴所在的社区情况尤为复杂，既有商住两用公寓楼、商品房小区，也有建于上世纪80年代、无物业托底的老旧小区，人口结构多元且流动频繁，管理难度极大，还常年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连同社区书记在内，包楼小组仅五名工作人员，平均每人负责1-2栋楼，需要服务的居民达280-330户以上。这种“包楼到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2004年从北京东城区推广至全国，2013年被写入党内高级别文件，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向。这一模式助力中国实现了对14亿人口的高效精细管理，却也让广大社区工作者承担了更沉重的责任。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按照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的标准优化配置力量，但实地推进中，部分社区仍存在明显人手缺口。西部某省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曾向媒体透露，当地已配备约7000名社区工作者，仍有1800余人的缺额；中部某省截至2023年底，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对应的社区工作者数量仅为13.7人。

紧缺的人手要应对繁杂到极致的工作。大到8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服务，小到居民家里马桶堵塞、晚归忘带钥匙等琐碎事务，居民都可能找社区解决。方晴有时会自嘲，感觉自己像“许愿池里的王八”，“群众总觉得你无所不能，啥都能给办了”。除了网格服务，她还负责社区的“接诉即办”业务，这项2019年起在北京推行、2021年推广至全国的基层治理机制，依托12345热线要求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且实行“首接负责”制。社区作为“首接”部门，接到投诉后能解决的要就地解决，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就“吹哨”联合处理，有的社区最多时一天能收到六七十个工单，所有社工都要齐上阵，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

在北京丰台区某社区工作的程功，对此深有感触。2022年，36岁的他经历大厂裁员后转入社区工作，他所在的社区位于北京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之一，要服务近6000户居民，平均每天至少处理5条“接诉即办”工单。“谁家漏水了、邻里吵起来了、公共设施坏了，还有半夜找不到开锁的急事儿，居民只要打12345，我们就得立马协助处理。”程功说，社区有个专门处理“接诉即办”的工作群，工单一发进来，二十分钟内就要响应，“凌晨两三点处理工单的情况都有”。

更让他无奈的是不被理解的委屈。今年，他所在小区发生一起电动车电池起火事故，有媒体报道质疑“充电桩与居民楼之间的距离不足4米，不符合消防规范”，社区因此受到批评。“不在楼下建充电桩，居民把电池扛上楼充，不是更危险吗？”程功满是委屈，这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小区，早于1998年消防法出台，建设规划时并未预留符合当前标准的消防空间。但随着电动车普及，充电桩成了居民的硬需求，社区协调各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一块合适的空地建站。可媒体报道后，本就对建充电桩有意见的居民连续拨打12345投诉，反复的安抚工作让他和同事们筋疲力尽。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俗语精准概括了社区工作者的处境。“社区能够腾挪的资源和空间非常有限。”方晴说，社区工作者更多时候只是“吹哨者”，问题能否解决、如何解决、多久解决，往往不在他们控制范围内，但居民的不理解最终都会转化为对他们的埋怨。即便遇到不合理的诉求可以申请“剔件”，但写说明、找依据也要花去大半天时间，更关键的是，“居民投诉问题没解决，会给社区扣分，进而影响街道排名”，社区工作者李文述补充道。

令人头疼的还有各类形式主义工作。“今天填完的表格，过两天又要重新填；按要求统计完小区老年人装电梯的意愿，之后就没了任何下文。”李文述吐槽，前阵子街道要求提交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方案，她绞尽脑汁写得天花乱坠，但场地如何申请、建设哪些设施全是空中楼阁，“实际没有任何配套资金和支撑性材料”。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沛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中提到，本应作为“基层服务者”的社区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常扮演“行政末梢”的角色。双重身份要求下，他们既要执行“对上”的行政任务，又要应对“对下”的居民诉求，工作事务的交织导致不少人陷入“职责超载”的困境。

与超载的工作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对有限的薪资水平。以北京为例，社区工作者的基本待遇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年限补贴、奖金和其他待遇四部分，疫情前每月到手4000-5000元，2023年经历一轮调薪后，也仅有6000-7000元。这一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虽属中等偏上，但在一线城市仍难言宽裕。2022年大学毕业的李文述，是社区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她坦言自己的生活处境和同事们差异明显：“不少同事本身不缺钱，比如有30多岁从大厂转过来的，之前工作十年攒了几十万，来社区只是想改变生活方式，不用考虑未来发展。”

李文述在北京没有房贷、车贷压力，每月能攒下一点钱，但这份“够用”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且工资涨幅极小，“工龄工资每年只涨50元”。作为独生子女，她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们没什么积蓄，没法给我太多支持”，想到未来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这份薪资就显得远远不够。如今的她有些后悔一毕业就进入社区，“应该先在外面闯荡几年，实在不行再来”，在她看来，社区工作虽稳定但前景有限，工作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未来想转行都难。

周沛指出，社区工作者“第三类人群”的身份定位，致使这支队伍的职业发展存在明显障碍，一方面是职业薪资待遇吸引力较低，部分地区甚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是存在职业晋升的“玻璃屏障”。目前，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晋升主要依赖四条路径：考公、考编、在社区内部晋升或通过政策渠道转入事业编制。202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虽明确，要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力度，对任职满一定年限、表现突出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可择优聘为事业编制人员，特别优秀的还可调任或通过换届选举进入街道（乡镇）领导班子，但多位采访对象都表示，由于直通名额极少，真正能走通这条路的人寥寥无几。

“较低的职业薪资标准与受限的职业晋升渠道，导致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吸引力与认同感偏低。”周沛表示，这种局面下，部分初次就业的青年社区工作者常会将这份工作视为“职业跳板”，职业投入程度不高。申甜和李文述就仍在坚持考公，“我计划考到35岁，一定要上岸”，李文述语气坚定，但失去应届生身份后，上岸难度陡增，“大部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我只能从极少数岗位里挑选，竞争会翻好几倍”。

不同于她们，方晴选择继续留在社区。两年多的基层历练，让她从琐碎的工作中找到了职业价值。今年，她还收到了一位社区阿姨送来的锦旗。当时，这位阿姨洗澡时突遭停水，情急之下与物业发生争执，甚至闹到了报警的地步，次日仍愤懑难平的她拨打了12345投诉。作为接诉即办负责人，方晴在电话里耐心调解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让阿姨情绪缓和，纠纷也得以化解。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家的情绪创可贴。”方晴分享自己的工作心得，“居民常常带着情绪来，我们需要先提供情绪价值，一旦把对方的心结打开，事儿也就好办了。”性格中的“高敏感”曾让她容易内耗，如今却能帮她敏锐觉察居民的情绪变化；大学时的语言专业训练，也让她能更准确地把握对方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她真切地感受到了自我成长，“以前在父母眼中，我就是个只会读书的‘乖乖女’，现在我也能帮家里解决实际问题了”。有一次大晚上家里电灯坏了，父母都不知道该找谁，她主动揽下：“交给我，我会修。”

今年初，方晴被提拔为社区副职。既然打算长期从事社区工作，她计划后续提升学历，往社会学方向深造，丰富基层服务的理论知识，在这份看似平凡的岗位上继续深耕。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