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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起 “共饮案” 引发社会关注。2024年1月，金先生与四名同事相约于某烧烤店聚餐。深夜散场之际，一名同事见金先生身着单薄西装，贴心地递上一件薄棉夹克。随后，金先生独自打网约车回家，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冻死在家附近。经法医鉴定，其死因为急性酒精中毒引发的冻伤。
此后，金先生家属将共同饮酒的四名同事诉至法院。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难以证实四被告存在强迫饮酒、劝酒等不当行为。且金先生离开餐厅时状态并无明显异常，其中一名被告还给予外套帮助，四被告已尽到相应照顾、帮助义务，最终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共饮人” 民事法律责任案件向来争议不断。酒桌之上，劝酒、灌酒陋习屡见不鲜，“不醉不休” 成了畸形酒桌文化的标签；而另一方面，部分家属过度维权，也让共饮者聚餐时如履薄冰，甚至有人在聚餐前拍摄视频、留存证据以求自保。
今年 5 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口气公布 8 个 “共同饮酒侵权纠纷” 典型案例，从多维度以案释法，梳理共饮关系中错综复杂的法律责任。在 “共同饮酒后鱼塘垂钓溺亡案” 里，法院明确，成年人聚餐饮酒本是正常社交行为，不宜对共饮人过于严苛要求。但该案中聚餐组织者同时为鱼塘经营者配偶，基于其特殊身份，负有更高安全注意义务，最终，组织者与鱼塘经营者需承担 30% 的责任。而在饭局组织者因饮酒过度心源性猝死一案中，由于共同饮酒人无劝酒行为，且事后救助已尽到常人应尽的注意义务，法院判定共饮人无需担责。
不难发现，当下司法政策在厘定共饮人法律责任时愈发精准。以《民法典》“过错原则” 为核心，紧扣 “合理注意的义务”，明确共饮人有过错担责、无过错免责，坚决避免将注意、救助义务无限放大，摒弃以 “公平责任” 替代 “过错责任” 的错误倾向 。
共饮人的注意义务涵盖不过度劝酒、及时制止过量饮酒、在醉酒者出现危险迹象时采取必要救助措施等，但这些义务的衡量需遵循 “合理人标准”，防止将意外风险不合理地转嫁给私人关系网络。毕竟，多数共饮人既非监护人，也非商业经营者，未在共饮活动中谋取利益，对其注意义务和保障标准不宜苛求。
与此同时，饮酒的成年人也应扛起对自身生命健康的责任。饮酒量的把控、酒后归家方式的选择，都需心中有数，切勿随意将责任推给他人。
近期，多地法院纷纷公布共同饮酒相关典型案例，旨在以案说法、以情释法，推动健康文明酒桌文化的形成。连云港中院就曾倡议，要让酒成为生活的点缀，摒弃豪饮陋习，抵制强行劝酒、罚酒等不文明饮酒行为。 众多 “酒桌官司” 与典型案例的出现，见证着司法个案在定分止争的同时，对良莠不齐的中国饮酒文化展开司法与 “现代性” 改造。这场改造，正让饮酒回归个人意愿，打破酒桌上的 “等级枷锁”；回归生命健康权利，杜绝胁迫与放纵；回归 “自由与责任”，拒绝责任转嫁。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判决正悄然重塑中国的酒桌文化。
（综合：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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