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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丽江党史故事：我给红军当向导
开栏寄语：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为让广大党员更好的学习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市委史志办、市委网信办联合推出“丽江党史故事”专栏，定期刊载丽江党史小故事，敬请关注。
我给红军当向导 （桑乐天回忆讲述 1984年）
丽江大研镇兴仁街中段，居住着一位七十多岁的纳西族老人，他就是当年冲破黑暗，英勇地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丽江抢渡金沙江时带路的向导桑乐天。纳西族人常以“为红军带过路”夸赞他，他却一再解释说：“是红军为我带了路。”我们为征集红军史料访问了这位可敬的纳西族老人。当他乐呵呵地接待我们并在堂屋坐定后，他还是一再说明“不是我带红军的路，而是红军给我带了路，是我的救命恩人”。
桑乐天老人回忆道：1936年，我被关在国民党的刑事监牢里，过着非人的生活。那时，家里有一块陋角空地，被别人霸占，我前去讲理，说是祖传的宅基地。谁知，他凭有钱有势，先告了我的状，反诬我占了他的地。国民党县政府传我“对案”。大家都知道，一进衙门就要花钱，我家里清贫，一时凑不到钱，就恶言骂我是“穷光蛋”，我难以忍受，骂他们是“吃人民血汗的鬼”，他们就以大闹公堂的罪名，强行把我关押起来。
在黑暗的监牢里，度日如年，有苦无处诉。监牢官更像豺狼，每天都刁难犯人，使人一天天绝望。我曾想过拼着性命同归于尽，但手无寸铁，有力难以施展，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忍气吞声。看看周围的难友，有的被打得满身伤痕，有的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有的在病痛中呻吟，全牢悲惨万状，使人心寒。我曾给不能动身的人喂水，放风时帮病人倒屎尿，扶体弱的人上茅厕。许多人都是含冤受屈的，但泪水都只能往肚里流，没法发泄出来。
记得1936年4月24日中午，我在监牢里，远远就听见人喧马嘶的声音，然后听到外面院坝里人声喧哗，我和能走动的人都往栅栏外看，见到一队佩着枪支的人进来，他们头戴长长帽沿的军帽，帽额缀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闪闪耀眼。他们到院坝里就分成几伙，跑到各个牢房，砸开了牢门；他们高声呼唤：难友们，你们解放了，快到院坝里集合！我们这些长期被关在牢房里的无辜穷苦人，谁也没想到这突来的变化，牢门被打开了，监牢官也不见了，我们身负镣铐，怀着疑惑沉重地走出牢房，静静地听着。只见头戴五角星帽、身背大小枪的一队士兵里走出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年人，他满脸笑容地讲话，大意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北上抗日而来的。我们和穷人是一家人。我们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你们有些是家境贫寒出不起差役而被关的，有些是受冤枉的，还有些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做过一些不好的事而关起来的，希望你们今后做个本分的人，今天把你们放出来，可以安心地回去和亲人团聚了！”
我们惊喜万分，都为这突如其来的救命之恩所感动，纷纷给红军拜谢。红军们立即把我们扶起来，嘘寒问暖，为我们斩掉了镣铐，还带我们到理发店剃掉了多年留下的长发，还给每人一套衣裳，看来是从地主豪绅家没收来的，各式各样、长长短短、五颜六色的都有，还给每人三块大洋的路费。我记得那次释放回家的约有四十七八个人，当时，院坝里充满了一片感激之声：“云开见日了”“重见光明了”“感谢红军的救命恩情”。也就在那时，有一个头戴毡帽、身穿黑制服，腰挂一支十响枪的红军走过来，问我：“你有几岁了？”我答：“23岁。”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答：“名叫桑乐天。”他又问：“家住那里？”我答：“住在丽江大研镇兴仁街。”“家里有什么人？”我答：“母亲早已去世了，父亲残疾在家，在现云阁与继母居住，兴仁街家里有妻子和女儿。”“读过几年书？现在做什么事？”我答：“读过老学，又进过一年高小，当过三年织布学徒，现在是织布工人。”接着问我“你能给我们带一下去各个街道的路吗？”我说：“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跟你们去是心甘情愿。”他看我真心实意，就带我一同出了县衙门，顺路来到兴仁街我家里看看，家中冷冷清清，妻子和女儿都被国民党吓跑了。我又领着他到现云阁的父亲处。老父亲一见到我，喜出望外，我告诉父亲：“这是红军，儿是被红军救出来的”。父亲对红军感恩不尽。这位红军领我到现云阁的阿子义妈家，还告诉我这是连队驻扎的地方。他进里屋不久，又与另一位红军走出来一同问我以前是否到过石鼓、红石崖等地，隔这里多远？我因表叔家住在维西县，去探亲时走过石鼓、红石崖等地，就答复“去过，只需一天路程。”他们问我“能否带路到那里，害怕不害怕？”我想到红军救了我，我应该报答红军的恩情，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我不害怕，愿意带路，愿意跟你们走。”他们很高兴，还留我吃一顿锅菜饭。下午，我带那位红军和三个战士去四方街请裁缝缝米袋。
回到驻地后，红军从屋里拿来一床花棉毯、一床垫单和一袋物品，还有三十元大洋，带我一同送到我父亲手中，红军说“你儿子给我们带路去石鼓，请老人放心，过几天就会回来”。我向父亲说“要感谢红军的救命恩情”，父亲满口答应，还说“儿子跟红军一起，完全放心”。告别父亲后，我和红军一同回驻地待命出发。当晚，红军们和我闲谈到深夜，才知道一直教育帮助我的这位红军叫胡子明，江西省人，担任连指导员。他出身贫寒，受尽官僚的压迫而参加红军。他还谈到蒋介石的部队，不仅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和日本一道围剿红军，我们是要北上抗日的。将来终有一天要消灭蒋匪军，建立新中国。他说过的这些话，我是在后来的实际中逐渐加深认识的。那天半夜，忽然听到吹号声，指导员胡子明叫我一同到四方街集合，他们是第一批出发的先锋队，我也就跟随他们出发了。
路上，队伍都是打着火把行军，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火龙在奔腾前进。为尽快到达石鼓，我都带他们走近路，爬过狮子山腰，直抵茨满黄山哨丫口，从拉市坝抄近路到指云寺。我知道他们赶路心急，又带他们走了一条直达木是村的小路，走雄古、冷水沟、沙坝、海罗，抵达石鼓。一路上，胡指导员多次问我所走的地名和路程，他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记录。4月25日下午到石鼓时，早就有红军在街心指挥去路，部队也逐渐多起来，有的从后箐来，有的从九河来，指挥得很有秩序。
我们驻扎在石鼓的柳林里。和红军朝夕相处，我感受到红军就是一支官兵一致、上下团结、相互友爱的军队。从那时起，我对他们已不再有任何疑虑了。我主动找胡指导员，请求继续跟随前进。胡指导员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称赞，周围的红军都拍手向我表示欢迎，有的还竖起大姆指夸我。我为这一切所感动，心情很难平静。
第二天中午，听到集合命令，宣布了目的地是士可渡口。我和胡指导员走在队伍前面，大家都急步行军，一鼓劲走过木取独、格子，向士可渡口进发。路上遇到国民党的3架飞机在上空侦察、轰炸，胡指导员命令大家隐蔽在路边，由于山高谷深，敌机不敢低飞，投了几枚炸弹，都落在山坡上爆炸了，队伍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机一飞过，大家又照常赶路，傍晚就到了士可。 士可渡口，江面较窄，水流湍急，深不见底，到了江边，才真正感到不愧是红军抢渡的天险。渡口那里，只有一只船，每次最多只能渡数十人，渡一批需一小时左右。我们就在塘上村住宿。次日早上又从羊犁石那边拉下一只船，另外有大研镇船工和江边群众共同赶制了五只筏子，渡江速度也比昨天快多了。每渡一批，都是号声指挥，组织严密，人在村里待渡，号声一响就上船；船工们昼夜轮流摆渡，都很辛苦。吃完早饭就轮到我们渡江了。
那天，天气温和，风也不大，但激流声声在山谷中回荡。渡江船上人多，大家心情紧张而激动。当我们的船渡到对岸的寒世里时，忽然听到一片喊叫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另外一只船在江心沉没了。红军中有个独臂的战士，立即指挥船工，坐船去抢救落水的人，远远看到他亲手救上来好几个战士，还有几个会游水的自己游上岸来，还看到一只木筏在下游抢救。落水的人多数不会游泳，在急流中挣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江水吞没。
当指导员胡子明又戴上军帽，默默地挥手叫我们前进时，我又带他们沿江北上，经车竹、堆满，向吾竹行进。半路有村民给我们一些粮食和蔬菜，我们在路边支锅烧饭，随便充饥后又继续前进，天黑到吾竹歇宿，第二天仍逆江而上到格鲁湾歇宿。
4月28日，看到巨甸渡口也有红军过江。当天，另一支骑兵打前锋，我们都紧紧跟随其后。中午，正在行军过箐口时，忽然听到前面石门关处有枪响，原来是中甸土司汪学鼎的民团在山口凭险踞守，阻击红军，他们往山下放擂石阻止红军前进。红军向守敌多次进攻，都未能攻破这道悬崖绝壁上的守敌，每次进攻都牲牺了几个红军战士。但是，红军英勇顽强，一部分从正面拖住敌人的火力，另外一部分奋不顾身，攀上悬崖陡壁迂回到东山岩头，居高临下出其不意地向盘踞在石门关的敌人开火，采取两面夹攻，打跨守敌，终于占领了石门关，部队才得以顺利前进。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红军，都安埋在列马河畔的深涧里，先走的部队还传话通知后续部队，每人捡一块石头放到牺牲战士的墓上，向开路牺牲的战士致哀。
下午，部队进入小中甸。那里山上积雪终年不化，山下一片原始森林茂密遮蔽，不易发现目标，地势不利于行军。红军战士都警惕地持枪前进。果然，敌人在密林里放出冷枪，正打穿我前面一个红军战士的肋部，又打进我的左脚小腿上，弹头就嵌在里面，我当时只觉得麻木了一下，走了几步后就剧痛难行。胡指导员一面命令部队散开还击，一面叫医生给我二人包扎伤口。侦察员来报，只是零散之敌并已窜逃，于是，指导员叫我骑上马，叫担架抬着另一伤员，继续前进。一路上，胡指导员对我特别关心，许多战士给我安慰和鼓励，虽然伤口很痛，但我心理很感激。当晚在小中甸歇宿，第二天休息筹备粮草。我不能走动，就不叫我去搬运粮食，我便在行营里与留下的战士一起装米袋到深夜，第二天继续前进到大中甸。从丽江到中甸，行程400多里。部队在中甸休整了5天。
第一天，胡指导员扶着我到另一驻地治腿伤。那里有医生和护士，对伤病员十分热情。他们耐心细致地检查了我的伤口后，动员我取出弹头。我躺在床上接受开刀时，虽感到剧痛，但一想到他们像亲人一样照顾我，就忍着痛跟医生说“一点也不疼”。取出弹头后，包扎了伤口，全身也舒服多了。
在中甸的那几天，看到红军每天上午都分成几组围坐着，有的学文件，有的开会，有的研究地图，直到下午才适当休息。红军的纪律很严，对待少数民族同胞很客气，不拿人民的一针一线，买东西都是童叟无欺，付了钱还在道谢。他们在街上宣传，团结上层，保护群众，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搞好生产的民族政策，他们还在喇嘛寺门前站岗放哨，不准红军战士随意进到喇嘛寺，我听到藏族同胞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好，与藏族亲如一家。”
我在营地养伤时，还牙齿肿痛吃不下饭，胡指导员多次来看我，安慰我好好养伤，还告诉我他已提任了教导员之职，责任加重，工作更加繁忙，不可能像往常那样来看我了，我感谢他的关怀，请他安心工作。第五天，他又来看我，并告诉我，原本想带我一起北上抗日，但我腿伤未好，牙齿又痛，身体很虚弱，随军上路很辛苦，劝我留在这里好好养伤。我知道行军骑马、坐担架都是难为情的事，心理虽想跟着红军去，但也不便再提出请求。胡教导员就把我送去同乡解子和家隐避养伤，他还给了一套行李、四十元大洋和一对金戒指，还牵来一匹银合马，都说是送给我用的。我向胡教导员再三感谢救命恩情。胡教导员叫我好好养伤，还说“伤好后还要考虑丽江伪县府的旧案重究，设法在外地隐蔽一段时间为宜”，他还劝我“不要随意暴露为红军带过路的事，以免坏人找麻烦”。第二天，我泪流满面，依依不舍的望着胡教导员的部队，一一握手告别。部队缓缓离开，朝着北方走去。
在解子和家养伤的2个多月里，他们都以同乡之情款待我，我也力所能及地帮他家做点零星活。后来听到风声，说是中甸的“剿匪司令汪学鼎”又一次要追查红军留下来的火种。我立即向解大叔提出离开他家的想法。他们劝我不要回丽江。那时，我小腿伤已养好，想起贡山有几个熟人，就决定到贡山去做点小生意。第二天，辞别解家老小，骑上红军送给我的银合马，日夜行宿，省吃俭用到终于到达贡山。依靠熟人，做点小买卖过日子，后来又到维西做土特产生意，孤独的日子和串乡走村的生意虽然艰难，但依然不敢贸然回家，所以又到永胜县，投靠正在开办铜矿的叔伯哥哥桑即藩，当了一名矿工，一直流落他乡。直到解放战争快要在全国胜利的1949年，才从永胜回到丽江。
（李瑞泉整理，市委史志办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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