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节，粥可温，疫可逐

发布者: 丽江同城网 | 发布时间: 2021-1-19 09:35| 查看数: 42323| 评论数: 7|IP：云南丽江

冬去春来，春草生长，既是万物复苏之时，也是疾疫流行之际，战胜疾疫成为腊八节的重要节俗。

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腊八节都是在一碗暖心暖胃的腊八粥中度过，但这一节日的最初起源，其实和吃粥并无太大关联。在腊八节的历史习俗中，不仅有腊八粥的温暖，更有驱逐疾疫的祈愿。

腊八节与我国上古祭祀节日——腊日节有密切关联。据《礼记·郊特牲》，早在伊耆氏（即神农氏或帝尧，说法不一）时期，先民每到年终岁末，都要举行盛大仪式，祭祀祖先百神。夏商周时代，这种祭祀分为腊祭和蜡（音zha，四声）祭两种。

腊祭主要是祭祀祖先和国家社稷，地点在家族宗庙之内，祭品为打猎获得的禽兽，目的是祈求祖先保佑来年有好收成，同时“劳农以休息之”。在祖宗社稷之外，腊祭还祭“五祀”，即“门、户、中霤、灶、行”，“门”是双扇门门神，“户”是单扇门门神，“中霤”即宅神，“灶”是厨房神，“行”是道路神。

蜡祭是祭祀与农业有关的神祗，地点在野外农田之中，祭品主要用各种农产品制作而成。《礼记·郊特牲》有言，“天子大蜡八”。其中的“八”并非后世腊八粥中的八种谷物，而是祭祀的八个神祗，即东汉郑玄所注“蜡祭有八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

“先啬”是农业始祖神农氏；“司啬”是主管农业的神后稷；“农”是领导百姓开展农事活动的神；“邮表畷”是田间亭舍道路诸神，其中“邮”是农人往来歇息和存放农具肥料的亭舍，“表”是区分各家耕地范围的田界标识，“畷”是用于交通运输的田间大道；猫虎是禽兽神，猫可以捕杀老鼠保护粮仓，虎能够驱逐野猪保护农田；“坊”是江河堤坝神，防洪治水；“水庸”是沟渠神，灌溉农田；祭祀昆虫，则是为了避免虫害伤谷。

蜡祭的核心是报答保护农业生产的八神，目的性很强。据《礼记·郊特牲》，庄稼歉收之处，八神没有尽到职责，无需祭祀，以节约百姓财力；只有八神尽职尽责，粮食获得丰收的地方，才举行盛大祭祀，回报八神护佑。而腊祭则无论年成好坏，都要隆重举行，以示不忘本之意。

秦汉以后，朝廷官方继续依照先秦旧俗，分别举行腊祭和蜡祭。但民间村社逐渐将二者混同，腊、蜡不分，蜡祭融入腊祭，统一成腊日节。

秦汉三国两晋时期，腊日节日期并不固定，一般根据“五德终始说”谱系中，王朝所代表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确定。如秦朝为水德，腊日在十二月二十五；汉朝为火德，以十二月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南北朝时期，天下纷扰，南北对立，城头变幻大王旗。南朝169年间，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接踵而立，民无定主，“五德”混乱，朝廷依据“五德”确定的腊日日期逐渐失去百姓拥护，佛教趁机填补民间信仰空白。

根据佛教典籍，释迦牟尼经数年修行，终于在腊月即十二月八日夜睹明星悟道成佛，降服六师，“九亿人众，皆来归佛，求为弟子”。佛教遂以腊月八日为佛祖成道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随着佛教在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民间腊日节逐渐与佛祖腊月八日成道日融合在同一天，从而转变为腊八节。南朝萧梁时期宗懔《荆楚岁时记》有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

民间腊日固定在腊月八日后，节俗在祭祀祖先社稷百神之外，通过引入佛俗而逐渐丰富起来。据《荆楚岁时记》，当时有“腊鼓鸣，春草生”的谚语，“村人并击细腰鼓”，农人鸣鼓起舞，迎接新春。

冬去春来，春草生长，既是万物复苏之时，也是疾疫流行之际，战胜疾疫成为腊八节的重要节俗。农人们击鼓迎春时，还要“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戴上面具，请佛教护法金刚力士驱逐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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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疾疫除请金刚力士发威外，更重要的是清洁沐浴，做好自身防护。腊月八日既是佛祖成道日，又是僧人沐浴日。据佛典《诸经要集》，佛祖降服六师后，又“广说法度诸外道”。“外道”伏化归服，对佛言道“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请僧洗浴以除身秽”，寺庙僧侣由此有在腊月八日沐浴除垢的习俗。敦煌文书S.5658《名珠玉抄》云，“十二月八日何谓？其日沐浴，转瘴除万病，名为温室浴，于今不绝”。按《荆楚岁时记》，百姓会在腊八节依照佛俗，“沐浴转除罪障”，清洗身体，既防疾疫侵身，又示洗心革面、消业除障。

在民间依照佛祖成道日过腊八节的同时，朝廷仍然顽强地依据“五德”确定腊日日期。如隋朝为火德，腊日为戌日；唐朝为土德，腊日在辰日；宋朝又为火德，腊日回归到戌日。可能正因如此，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对《荆楚岁时记》中的记载提出质疑，他在《中国古岁时记之研究》中认为，“这（《荆楚岁时记》）开始是‘十二月为腊月’，后来‘十二月八日，沐浴转除罪障’的‘八日’字混入了。后人据此把腊月改成了腊日”，姑且存疑。

唐朝时，民间腊八节与朝廷腊日节并行不悖。腊八节沐浴净身、祛除疾疫的习俗继续保留，并逐渐向上层士大夫渗透。孟浩然曾于腊八节到寺庙沐浴，其《腊月八日剡县石城寺礼拜》诗云，“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在“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夕岚增气色，馀照发光辉”的幽静中，孟浩然与僧友“讲席邀谈柄，泉堂施浴衣”。沐浴之后，神清气爽，“愿承功德水，从此灌尘机。”

唐宋时期，腊八节沐浴习俗向腊日节嫁接。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云，“京师士大夫腊日多就僧寺澡浴，因饮宴或赋诗，不知其所起也”。敦煌文书S.2832《时文轨范》亦言，“腊月八日，时属风寒，景在八辰”，这天是“如来说温室之时，祗试浴众僧之日”，沐浴之后，“诸垢已尽，无复烦恼之痕；度净法身，皆沾功德之水”。

值得注意的是，《时文轨范》中“腊日：嘉平应节，蜡腊居辰。良祠黄石之时，野折如来之日”。“嘉平”是古代腊祭别称；“良祠黄石”指张良在每年腊日祭祀黄石公，感念其传授兵书；“野折如来”即释迦牟尼野外修行，腊月八日悟道。《时文轨范》认为“嘉平”既是“良祠黄石之时”，又是“野折如来之日”，明确将腊日与佛祖腊八成道日视为一天，可见两节合二为一的趋势至为明显。

腊八节在宋朝的最大突破是腊八粥的出现。据南宋吴自牧《梦梁录》，“此月（十二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寺庙熬好腊八粥后，除供僧人食用，还“馈送檀施、贵宅等家”。百姓受此影响，也开始在腊八节熬制腊八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言，“都人是日（即腊月初八），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

当时腊八粥的配料，据周密《武林旧事》，有“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陆游曾在腊八“风和意已春”的天气，步行到西村，眼望“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与农人们同吃腊八粥，“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

这年腊八的陆游因身体有恙，赋闲在家，诗言“多病所须惟药物”，而唐宋腊八节亦有制作腊药禳病去疫的传统。敦煌文书P.3671、S.5658有“腊煞何谓？冬末为神农和合诸香药，并因晋武帝，至今不断”的记载。“腊煞”即在腊月制作药丸，据《岁时杂记》，“凡治合圆（即药丸），必用腊月，乃经夏不损”。

西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十二月，天下“大疫，洛阳死者太半”，朝廷大量赶制药丸救人，“腊煞”习俗随之而起。敦煌文书S.5008有“腊月捌日抄药食用面壹斗、油两合子”、P.3234有“十二月八日抄药食，油半升”等记载。据学者推测，唐朝药食是将草药炙炒后碾成粉末，用油、面和在一起制成丸状，到宋朝发展成腊药。两宋有赠送腊药祛病除疫的新俗，据《武林旧事》，“（腊月八日）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

唐宋腊八节还有燃灯的习俗，庆贺如来得道成佛，象征佛法大放光明，摧毁一切邪魔。敦煌文书《发愿公德赞文》，“年岁正月十五日、七日、腊八日悉就窟燃灯，年年供养不绝”。燃灯一般由僧团组织，具体工作由民间百姓承担。由于后世燃灯逐渐集中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腊八节燃灯习俗逐渐被人遗忘。

宋朝以后，“五德”说逐渐衰落。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直接废除了腊日节，明朝亦“废止不行”。清初入关前后，曾短暂恢复“八蜡之祭”，但乾隆十年（1745）又下诏彻底废弃。

在腊日节失去朝廷支持的态势下，元明清时期，腊八节这一受到佛教深度影响，并杂糅腊日习俗的节日，正式取代腊日节成为传统节日，宫廷民间一体过节，习俗更加丰富。人们在熬制腊八粥外，亦会制作腊肉、腊水、腊醋等，“调粥扫舍宇”，打扫卫生驱除室内疫毒。有些地方过腊八节时，不仅“幼女亦穿耳”，为女孩打耳洞，还要“为小儿剃发，曰‘腊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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