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报刊发报道《被“开盒”的她：为安全被迫跨省搬家，签完和解协议 3 天后又收到威胁》，聚焦“开盒”乱象的现状与治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报道详细记录了多位女性受害者被 “开盒” 的遭遇，以及她们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的重重阻碍。其中，有人整日惶恐不安、有人因焦虑而伤害自己，还有人长时间奔波于派出所和法院之间，却始终未能得到明确的处理结果。

在互联网上，“开盒”已不是一个陌生词汇，它是当下网络暴力最具破坏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其“杀伤力”源于三重叠加：一是对受害者个人隐私的深度曝光，二是随之而来的骚扰、诽谤、辱骂、嘲讽等言论，三是现实生活中难以预料的安全威胁。正如报道中所描述的，有人因一通 “要上门灭你全家” 的留言而跨省搬家，有人因 1 岁的儿子被网暴者点名威胁而不敢出门。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幅景象 —— 网暴者只需动动键盘，就能将他人拖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噩梦，而被“开盒”的受害者，却要竭尽全力才能守护住自己的现实生活。就此而言，治理 “开盒” 乱象，无疑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社会任务。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受害者维权为何如此艰难？报道中，上海正策（杭州）律师事务所谢静提到，她每年接触到上千名“开盒”受害者，然而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不过 30 多人。对此，这名律师表示：诉讼不仅要考虑时间和经济成本，很多当事人被 “开盒” 后，还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诉讼过程较为漫长，面对这种等待和煎熬，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此外，基层执法者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往往较为谨慎，不敢轻易立案和处罚。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开盒”乱象的治理力度持续加大，已初步构建起一套从立法、执法、司法到平台责任，涵盖多个环节的治理框架。

在立法层面，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网络暴力信息的基础性立法文件，2024 年施行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首次从法律层面对网络暴力的定义、类型、责任分工作出明确界定，将 “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威逼胁迫、侵犯隐私等信息” 纳入监管范围，为执法提供了清晰依据。

在司法层面，2024 年，北京市检方对两名“开盒”者提起公诉。今年 3 月 19 日，法院最终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成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经央视新闻报道，这一判决引发广泛关注，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表示 “开盒现在要判刑了”，认为本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判决不仅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也打破了 “开盒” 乱象难以追责的惯性认知，为各地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

就在上个月，中央网信办出台专项通知，从阻断“开盒”信息传播、完善预警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优化保护措施、加强宣传引导等多个维度明确工作要求。有关部门还督促互联网平台对组织煽动 “开盒”、提供 “开盒” 服务等账号、群组，一律予以关闭或者解散，并在前期治理网络暴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完善防护措施，加大 “开盒” 风险提示力度，设置涉 “开盒” 举报快速入口，及时核实网民投诉举报，最大限度帮助网民防范和处置 “开盒” 问题风险。平台治理与行政监管的联动，也能为打击 “开盒” 乱象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不过，要将相关规范与政策更好地转化为实际成效，还需在两方面进一步发力。其一，是补齐法律实践的落地环节。目前，相关维权的重要困境之一，就是前文提到的执法和司法机关面对类似事件时较为谨慎的问题。报道中，多位受害者在提供了详实证据的情况下仍被劝调解，难以获得立案，这反映出一线执法在对此类违法行为的认定中仍存在模糊地带。对此，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对基层民警、检察官、法官加强专项培训，使其具备识别、界定网络暴力类型与责任的专业能力，进而让更多 “开盒” 者受到法律制裁，使相关立法的初衷得以充分实现。

其二，社会各界还需形成合力，推动公众转变对网络暴力严重性的认知。长期以来，网络空间中普遍存在 “对骂几句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展示信息不算犯法” 等错误认识。从本质上看，正是这种观念为“开盒”行为营造了心理温床。此前有研究显示，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这种认知错位尤为严重。部分施害者将泄露他人隐私视为一种普通的网络互动，而非严重的侵权行为。此外，舆论对某些网暴受害者的质疑和嘲讽，也使不少人选择沉默和退让，不敢、不愿站出来维权。对此，唯有让更多人看到 “开盒” 对受害者的伤害，宣导正确的网络精神文明价值观，才能营造出更理想的大环境，使受害者得到更多保护，让施暴者没有生存空间。

（综合：中青评论）